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贺延光:用影像直面时代
来源: 诸暨网 作者:未知 上传时间:2010-04-09

贺延光 生于1951年,陕西人。《中国青年报》图片总监,高级记者,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副会长。4次获全国好新闻摄影奖,1次获中国新闻奖特别奖,2次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,1986年被评为“全国十佳新闻摄影记者”,曾被授予“中直系统先进工作者”和“全国抗击非典优秀新闻工作者”称号。

    也许对于不少人而言,贺延光是谁并不知晓,但是说到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典时,他拍摄的那幅《小平您好》照片大家一定印象深刻。其实,还有很多他拍摄的照片是我们普通读者十分熟悉和喜爱的,像2005年“胡连会”时的《两党一小步,民族一大步》、汶川大地震时的《背儿子回家》等。作为一名专业的新闻摄影记者,他是中国新闻界标杆性的人物,在他多年的从业生涯中,他用自己的镜头记录着时代风雨,实践着一个中国记者尽职尽力追求事件真相的职业目标。

    3月12日晚,在西子宾馆的报告厅,记者见到了应邀来诸暨为全省新闻摄影记者讲课的贺延光。这个面庞棱角分明,态度谦和平实的业界名流,给记者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亲切健谈。

    那么,这是怎样一个人?他是如何精准地捕捉到了历史灵光乍现的一瞬,成就那么多照片背后的故事的呢?

    生活感知影像的力量

    贺延光接触相机是从15岁开始的。他的父亲是老革命,保留着一台抗战时从日本鬼子手中缴获的老式120相机。父亲用它给家人照留念照。贺延光不会摄影,但是因为那时照相机很少,好奇心重的他常常拿它当玩意儿,为小伙伴拍照。1966年,15岁的贺延光初中毕业,也就在这一年,“文革”开始了。对革命充满着激情和理想的贺延光,当上了红卫兵,走南闯北地大串联;下乡做知青,插队到了黑龙江。因为插队生活单调,他带着照相机给战友们拍留念照。

    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,已回城在一家企业里成为骨干和“三结合”重点培养对象的贺延光,十分伤心。而周总理去世后,“四人帮”对周总理的评价更是令他十分气愤。于是,贺延光跟当时许多正直的民众一样,选择了一种最激烈的表达方式。4月1日上午,他和同事们一起,跟随着各界群众,自发来到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。贺延光告诉记者说:“你无法想象,那天的天安门广场是怎样的情景,到处是悲痛的人,是花圈、黑纱和挽联。开头两天,我没带照相机,因为没这个意识。结果有一天晚上,广场上的花圈突然被收光了,这激起了大家的愤怒,清明节还没过完哪。第二天,花圈来得更多了。我一看这阵势,赶紧跑回家拿照相机,很盲目,但又是情不自禁摁着快门拍了3卷。可这3卷最终还没来得及洗出来,我人就给抓走了,拍的照片后来也被抄了。”

    参与“天安门事件”,带给贺延光的是7个月的牢狱之灾。两年后,“天安门事件”平反。当时北京市里举行一个天安门事件的图片展,竟然找不到一张新闻记者拍摄的照片,因为那时记者拍摄照片必须严格按照政府指定的要求来,没人敢拍“天安门事件”的新闻照。于是,北京市只好向群众征集,展览那天,去看的人络绎不绝,贺延光挤在人群中,看到这些照片虽然都是普通群众拍的,但都非常真实地展示了这一事件的真相,他大受刺激:“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,这些业余摄影者的照片能在社会上引起这么强烈的反响。平生第一次,我意识到了影像的力量,也使我定下了学好照相技术的决心。”

    时刻准备捕捉每个瞬间

    成为一名摄影记者之前,贺延光的命运,本有无限可能。因为“天安门事件”全面平反后,他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。当时的《北京日报》还为他们平反发了一条短消息,消息被电台摘播,人们奔走相告,贺延光成了全国都知道的新闻人物。

    他开始被频繁邀请到各单位作报告,被官员接见,还当选为团中央委员。可就在大家都觉得贺延光仕途一片光明之际,他却在逃离官场,端起相机,到刚复刊的《北京青年报》当记者。

    “‘天安门事件’已经画上句号,我没有必要再到处去讲了。这时候回工厂不合适,可我又受不了机关里的气,于是我就要求去《北京青年报》当记者。因为我觉得记者能把真相告诉读者,影响社会,这很了不起。加上我又喜欢照相,在别人眼里,我还算是‘会照相的’。所以觉得当记者应当是很不错的选择。”

    1981年,贺延光成了一名摄影记者。但真正到了这个位置上,他发现其实自己对摄影知之很少。这可怎么办?好强的他,接下来几年总是骑着自行车去《北京日报》、《北京晚报》、《中国青年报》拜师,还伪装成学生到人民大学听课。2年后,他转移阵地到了《中国青年报》,在这个充满活力的团队里,找到了一辈子的事业。

    1984年国庆节,北京举行盛大的群众游行来庆祝国庆35周年。贺延光也在现场,但他不是庆典的受邀报道记者,而是“三千日本青年访华团”的随团记者。“当时我跟着访华团在天安门观礼台观礼,活动范围很小,站在那里几乎不能动弹,当北京大学的学生们通过天安门广场时,队伍里突然冒出了一个用床单制作的横幅,上面写着‘小平您好’四个大字。”

    “突然出现的场景,让我眼前一亮!我不假思索就将相机高高举过头顶,连拍了3张,队伍就过去了。洗出来 3张片子中只有一张是比较满意,其他2张都有缺陷。”

    他事后分析这张照片受欢迎的原因,认为:当时“小平您好”这个场景的出现,反映了那个时期中国人满怀希望、乐观积极的一种普遍心态,人们已经厌烦了领导者动辄“万岁”这种高不可攀的形象,而是渴望领导人亲民爱民如同普通人的情怀。

    贺延光是当时拍下这个画面的少数摄影师之一。当时摄影记者众多的新华社,竟没有一个人拍到了这个场面。他说:“在人山人海的广场上,有的记者根本就没注意到这个横幅的出现;有的记者看到了,但却是一愣:因为前一天预演时没这个安排啊。其实,记者是个需要时刻准备着的职业,因为许多事件是突发的,错过这个瞬间,机会就失去了。”

    《两党一小步,民族一大步》是贺延光的代表作品之一。拍摄前,贺延光考虑了三天。“我想这是个难得的时机,我不能拍那种最常规的。我想好的拍摄方案是:第一,必须拍全身照。两党恩恩怨怨这么多年,今天手往一块儿伸,步子往一块儿迈,这手一伸、步一迈,非常重要。第二,不能拍握到手的镜头。这是为了拍出象征意义,手还没有握到,只是表达双方握手的愿望。这样拍的话,外国人可能看不懂,因为他们不知道这里边的历史背景,但全世界的华人都能看懂。”

    2005年4月29日下午3点的会见,贺延光12点半就赶到了,为的是要抢占有利位置。找到位置后,在等候的两个多小时里,他又不停地试拍,调试机器,才有了这张名为《两党一小步,民族一大步》的照片,这张照片后来获得了2005年度中国新闻摄影评选金奖、第十六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、人民摄影报2005年度全国最佳新闻摄影奖。

    感念读者坚守本真勇求索

    这些年,不少同行会问他该如何拍出好照片,他总说:“拍照时要专注,要持之以恒,要争取那些出人意料的细节,而不是司空见惯的。”

    在他的讲课中和接受采访时,贺延光屡屡提到一句话:“摄影是个价值观问题。”在他的眼里——“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革,多数为表象平和,实际却非常深刻。摄影记者必须瞻前顾后,不断了解事件背后的社会背景,才能更好地开展新闻报道”。

    抓拍,摆拍,历来是新闻摄影中一个颇有争议的敏感话题。贺延光是旗帜鲜明反对摆拍的。他说:“不到现场,我就不知道怎么拍照片。”他认为摆拍只能在合影照和留念照中出现。

    近30年来,每当“大事件”发生时,他几乎都在场,像这些危难时刻:1984年老山对越自卫反击战、1991年华东水灾、1997年广西边境大排雷、1998年长江抗洪抢险、2003年“SARS”肆虐、2008年抗震救灾……贺延光总会尽己所能第一时间赶到现场。

    “SARS”期间,他为了得到一线的新闻不顾个人安危,在征得病重老父的同意后,主动要求进入当时收留重症患者的北京地坛医院,在医院里和医生护士一起生活了18天,冒死拍下两千多张照片。他说:“和病人离得最近的时候,能清楚感受到他们的脉搏心跳。”这些照片中花4小时“蹲守”拍成的那张《面对生命》打动了许多人:画面上是一名医生默然肃立的背影,他面前是一位不幸死去的SARS患者的遗体。他说那时自己是边拍边流泪。

    也是因为他总是深入一线进行报道,他的作品总能感人肺腑,并屡屡斩获大奖。不过,他从未为这些奖项感到特别的欣喜。相反,得奖带给他的是一份更加深刻的思考:“在中国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中,如何做一个正直的记者,用自己的照片使新闻变得重要起来?” 虽然,那些绝对尊重新闻事实的照片,有不少无法见报,但是这不会影响他的拍摄热情。

    他说在他的从业生涯中,至今最令他激动的褒奖,是那件签有北京地坛医院所有医生护士名字的消毒服,这件衣服是北京战胜“SARS”后,地坛医院的院长亲手送给他的。这件礼物,让他感受到了读者的信任,也再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了影像的力量。就是因为这样的信任,这样的力量激励着他背着相机,天南海北,见证时代。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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